第183期 - 飞翔的鸟
封面图拍摄来源上周拍摄于西湖边玩轮滑的大爷，很 E 人，带着一个 BGM 播放着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，很开心的滑着，正如唐朝乐队 飞翔鸟 中唱着的这种感觉「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飞行的鸟，在天空和太阳之间穿行，飞过那无穷的漫漫荒野，来吃一口梦做的晚餐，把世界放在胃里化成血，感觉到海洋的飘荡」，唯一区别只是一柔一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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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流工具
理财工具 TradingView 很不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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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你在有意识的去学理财，这个 TradingView 会很好用，特别对于买股票的小伙伴，可以很清楚看到世界股票的排名以及各种维度的分析，比如这个「按市值计算的全球最大公司排名」，我经常用它来分析一些关注的股票很好用，从一些科学维度来看是否该买这支。
一个很不错的 AI 学习网站 Emergent Mi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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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一个很不错的 AI 学习网站 Emergent Mind，通过抓取 arXiv 上 AI 最新研究论文，再用 GPT 去总结，通过分类、趋势流行度、时间来筛选，很适合学术研究，需静下心来看看。
一个全栈 DS / DA 数据分析岗位养成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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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一个全栈 DS / DA 数据分析岗位养成手册，来自一名哥大数据科学的学生 Jace 整理的，很适合数据分析科学入门学习使用，结合了不少国内的案例来分析学习。
一个地址栏新的快捷方式 whats.ne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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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歌这个 http://whats.new 服务的思路太棒了，一个地址栏新的快捷方式，比如 http://js.new 会自动在 CodeSandbox 创建一个 js 初始项目，http://docs.new 打开一个新的 doc 在线文档，http://sheets.new 表单、http://gist.new 代码编写。
随便记录
随便看看：黄仁勋加州理工演讲
https://youtube.com/watch?v=Sc48ToLIQAY
在 Youtube 上看到黄仁勋加州理工演讲，他分享了对于 AI 的见解、Nvidia 转型 AI 公司的经历、以及一些人生感悟，很接地气，值得一看。
随便写写： 置身事内读书笔记
https://tw93.fun/2024-06-30/china.html
最近把「置身事内 - 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」这本书读完了，去年粗读了下，最近趁着杭州持续下雨呆家里听着雨声看看书很自在，是一本可以读两遍的好书，花了点时间把一些不错的观点摘抄备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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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：处在行政交界（尤其是省交界处）的地区，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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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幅员辽阔，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。如果从黑龙江的瑷珲（今黑河市南）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一条直线，把国土面积一分为二，东边占了 43%的面积却住了 94%的人口，而西边占了 57%的面积却只住了 6%的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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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浙江省 53 个县（含县级市）里，18 个是全国百强县。但在其他一些省份，“省直管县”改革至少遭遇了两个困难。首先是省里管不过来。改革前，一个省平均管 12 个市，改革后平均管 52 个市县。钱和权给了县，但监管跟不上，县域出现了种种乱象，比如和土地有关的腐败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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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，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，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，平级要不断沟通，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“文山会海”。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件和会议也成了权力的载体之一，而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就成了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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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，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，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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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权力，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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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，不能光读文件，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，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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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理解政府治理和运作的模式，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，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，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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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政府各层级之间的职能基本同构，上级领导下级。原则上，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，可以推翻下级所有决定。但上级不可能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，所以很多事务实际上由下级全权处理。即使上级想干预，常常也不得不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。比如上级视察工作，都要听取下级汇报，内容是否可靠，上级不见得知道。如果上级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，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。 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，拥有“形式权威”，但由于信息复杂、不易处理，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，拥有“实际权威”。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。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，且承担主要后果，那就该自主决策。若下级虽有信息优势，但决策后果对上级很重要，上级就可能多干预。但上级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，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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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信息复杂，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，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，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。上级在提拔下级时，除了考虑工作能力外，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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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，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，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，是理解政策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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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大特点，一是城市化过程中“重土地，轻人”，二是招商引资竞争中“重规模，重扩张”，三是经济结构上“重投资、重生产、轻消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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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土地财政”，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，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，当然地方政府本来也不是靠卖地赚钱，它真正要的是土地开发之后吸引来的工商业经济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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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做过一个比喻：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，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。商铺只要交一个低廉的入场费用（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），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（类似增值税，不管商铺是否盈利，只要有流水就要分成）。商场要追求总体收入最大化，所以既要考虑入门费和租金的平衡，也要考虑不同商铺间的平衡。一些商铺大名鼎鼎，能为商场带来更大客流，那商场不仅可以免除它们的入门费，还可以降低分成，甚至可以倒贴（类似地方给企业的各种补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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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：人。地价要靠房价拉动，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，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。所以土地的资本化，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。支撑房价和地价的，是人的收入。忽略了人，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，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，城市化就入了歧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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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，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，这一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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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……居民收入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手中，变成了公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、厂房和机器设备等，而老百姓汽车和家电等消费品占比则相对较低……在经济发展初期，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，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，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，提高生产率和收入，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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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常被称作“经济周期之母”，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：一方面，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；而另一方面，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。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，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。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，因此影响很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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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价上涨时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，还会拉大贫富差距，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，这一现象被称为“消费下渗”，在负债的人当中，低收入人群的债务负担尤其重，居民债务居高不下，会很难抵御经济衰退，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。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就是房产，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，负债率很高，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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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，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，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，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，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。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，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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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积的财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，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，资产回报更高，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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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购置土地环节，发达国家一般要求企业使用自有资本金，而我国允许房企借钱“买地”，这就刺激了房企竞相抬高地价和储备土地。储备的土地又可以作为抵押去撬动更多借贷资金，进而储备更多土地，所以房企规模和债务都越滚越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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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居民的户均总资产（不是净资产，未扣除房贷和其他负债）是 893 万元，上海是 807 万元，是新疆（128 万元）和吉林（142 万元）的六七倍。这个差距大部分来自房价。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。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，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，一边很多房子空置。如果把房子在内的所有家庭财富（资产）算在一起的话，按照上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，2019 年最富有的 10%的人占有总财富的 49%，而最穷的 40%的人只占有总财富的 8%。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，还会拉大贫富差距，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，这一现象被称为“消费下渗”（ trickle-down consumption），这在发达国家是很普遍的。2014-2017 年间，我国收入最低的 50%的人储蓄基本为零甚至为负（入不敷出）。自 2015 年起，信用卡、蚂蚁花呗、京东白条等各种个人消费贷激增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付体系运行情况的数据，2016-2018 年这三年，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内合计的应偿还信贷余额年均增幅接近 30%。2019 年，信用卡风险浮现，各家银行纷纷刹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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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居民债务负担接近发达国家，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，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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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，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，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，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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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累积或“加杠杆”的过程，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，会推动经济繁荣。而债务紧缩或“去杠杆”的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，会带来经济衰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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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债务居高不下，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。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。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，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，负债率很高，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。在 2008 年美国的房贷危机中，每 4 套按揭贷款中就有 1 套资不抵债，很多穷人的资产一夜清零。2007 年至 2010 年，美国最穷的 20%的人，净资产从平均 3 万美元下降到几乎为零。而最富的 20%的人，净资产只下跌了不到 10%，从平均 320 万美元变成了 290 万美元，而且这种下跌非常短暂。2016 年，随着股市和房市的反弹，最富的 10%的人实际财富（扣除通货膨胀）比危机前还增长了 16%。但收入底部的 50%的人，实际财富被腰斩，回到了 1971 年的水平。40 年的积累，在一场危机后荡然无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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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看来，无论是破产重整还是破产清算，我国在企业退出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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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，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：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，增加其成本，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；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。第一种办法明显不够经济，因为在新能源发展早期，传统能源占据九成以上的市场，且成本低廉，对其征收重税会大大加重税收负担，造成巨大扭曲。所以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补贴新能源，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，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、成本逼近传统能源之后，再逐渐降低补贴，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，加速其退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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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到经济发展模式，小到具体产业政策，不存在脱离了具体场景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并根据现实变化不断调整。政策工具需要不断发展和变化，因为政府能力和市场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深入了解发达国家的真实发展历程，了解其经历的具体困难和脱困方式，比夸夸其谈的“华盛顿共识”更有启发。